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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赢国际平台 - 译史||苏艳:甲午战争后晚清翻译界对国民“军人意识”的培养

发布时间:2020-01-11 10:55:31 人气: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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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赢国际平台,本文来源:原文发表于《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

转自:翻译学研究

甲午海战后,以维新派和留学生为主体的翻译界将军事救国实践付诸于以兵魂重塑国魂,推行军国民教育,促使全民从柔弱文人心态转向尚武,提升国民战斗力。翻译界培养国民“军人意识”的方式主要包括:编译新闻以普及军事知识;翻译军事强人传记以强化外竞意识;翻译小说以提倡尚武冒险。

1. 引言

近代中西文化首次正面交锋在军事领域,军事与翻译在晚清双向互动,晚清每次翻译高潮都伴随战争而来。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和魏源等通过翻译睁眼看世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洋务派官方翻译机构为主导,出版兵学译著297部(闫俊侠 2007:251),引进了西方先进军事器械制造和使用技术,西方军事文化渗入中国传统军事体系,促进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和科技、民族经济发展,出现同治中兴局面;甲午海战后军事翻译侧重欧美和日本的军事组织、管理制度和军事学说,从1896到1911年官方和民间机构共译印军事著作250多种(施渡桥 1996:47)。甲午海战后以维新派和留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现代化最终取决于人的现代化,国民战备状态和将弁素质也是决定军事实力的要素,翻译界的军事救国思路从兵器和军制推进到军事主体——军人的现代化。随着严复、梁启超等文化精英掀起国民性思潮,军事现代化与军事社会化结合起来,留日学生提出“军国民”教育为救国第一义,翻译界开始培养全体国民的“军人意识”,把近代军营文化推向社会,以军人的职责、精神和行为方式为典范,改造国民心理结构,促使其从柔弱的文人心态转向“军国民”心态,实现全民皆兵,挖掘和提升国民战斗力以谋于外竞。此时中国人人言武,整军经武在翻译题材中仍居优势。由于清廷财政捉襟见肘,而文化工业逐步发展,民间译者和翻译机构成为军事翻译的主要承担者和赞助人,官绅、士人、留学生、商人等各阶层共同参与,军事翻译有了更广泛的社会资源依托和更强劲的社会推动力,为国民“军人意识”的培养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土壤。

2. 以兵魂重塑国魂

“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柱石也”(《管子·小匡》),从商周到战国的“四民”结构中,“士”并非文士,而指武士:“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顾颉刚 1963:85)。战国末期社会制度和军事组织变化,武士蜕变,秦汉以后“士”由武士转为文士,文士为四民之首,军人沦落为“兵”,兵民分离(熊志勇1998:1-7),中国开启武戏文唱的政治格局。及至鸦片战争前,中国装备落后,营伍废弛,思想陈旧,远不敌已步入机械工业时代的西方列强,中国与列强之战“举国皆如嗜鸦片之学究,若罹癞病之老妇,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蔡锷 1983:20)。

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国际生存法则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性焦虑,翻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彰显,“译书为强国第一义”成为社会共识。列强虎视眈眈,而我兵衰械劣,国民愚昧,浑然不觉。《新民丛报》第28号刊发《列强东洋舰队之最近消息》提醒国人:“数年以来,欧美之视线,咸注集于中国问题。欧美之政策,亦莫不以扩张东洋海军为第一方略”“卧榻之侧,猛虎逐逐,人方怒目耽注,而我尚熟视无睹也”(梁启超 2008:4080,4081)。第35号又刊发《俄罗斯之陆军》简述俄国陆军军制与军区分布以备国人观览,面对俄军纪律严明,训练精能,国民坚忍服从,作者感叹“我国国人犹复晏然鼾卧,呜呼,吾诚不知其何所恃而不恐也”(同上:5089),危机意识溢于言表。《游学译编》第七册登载《军人之教育》,比较东洋列国海军势力并痛心疾首曰:“夫外患之亟如彼,而应付之钝如此”(2008:709)。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内忧外患的严酷现实迫使知识阶层不能不焦虑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袁丽梅 2015: 66)。面对空前的军事和民族危机,忧时之士疾呼重铸国魂。严复率先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国民性重塑纲领:“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1986:18)。他视民之手足体力为一国“富强之基”,“重新唤起了全社会对尚武冒险精神和力量的肯定和追求,成为近代中国‘尚力’思潮的源头”(皮后峰 2006:90),蔡锷赞赏它“独得欧美列强立国之大本也”(1983:25)。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发表《中国魂安在乎》,称“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1999:357)。他倡导以爱国尚武的兵魂为基石重铸国魂,呼唤国民军人意识的觉醒,认为中国处于政治、学问和理想风俗的过渡时代,此期英雄必须具备“冒险性”“忍耐性”和“别择性”,前两者为军人之魂,“过渡时代之人物,当以军人之魄,佐以政治家之魂”(1999:466)。此后,一批精英以“全民皆兵”为“新民”手段,号召社会、学校与家庭一齐投身军国民锻造,按军队方式组织学校与社会,改变国民一盘散沙、柔懦的精神面貌,培养国民责任感、纪律观和公共心,振作社会风纪。陈独秀编《东洋兵魂录》与《中国兵魂录》等,以兵魂与国魂共振为强国御辱之依障。1906年蒋观云在《新民丛报》27号发表《中国兴亡一问题论》曰:“弱有二义焉,一曰志气弱,一曰筋力弱。我国人欲避弱之为害乎,则非以军人之气魄,军事之精神立国焉不可也”(梁启超 2008:3908)。军人是兵魂载体,也是国魂之依托,军人这个中国政治生活中长期被边缘化的群体一跃进入社会变革前列。

清统治阶层中也有尚力的声音。张之洞承认:“种何以存?有智则存。智者,教之谓也。教何以行?有力则行。力者,兵之谓也”(1998:9708)。《新国民读本》(1904)将培养爱国尚武的军人意识纳入国民教育基本内容,提出“军人乃强国之根本”,1905年科举废除后“投笔从戎”更是成为社会时尚。1906年朝廷颁旨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军事教育和尚武理念正式获得官方认可并推广至普通国民教育。

3. 翻译界培养国民“军人意识”的方式

晚清军事现代化为各项现代化之先导,建立军事学堂和官派军事留学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加之官方组织翻译兵书,中国传统知识结构开始更新,兵学成为西学主要载体和先导,但译作读者仅限于少数政治和军事精英。实际上,国防是全民事业,只有充分树立社会各阶层的国防意识和责任感才能夯实国家战斗力,翻译界对此已有认识:陈寿彭完成《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后期待“海军之人熟勉之,举国之人亦熟计之”(转引自王宏斌 2012:302);蔡锷在《军国民篇》插译了日本人的言论:“军人之智识,军人之精神,军人之本领,不独限之从戎者,凡全国国民皆宜具有之”(1983:20);杨度曰:“我中国而不欲自强则已,果其欲之,吾知非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无能济者”(2008:79)。

晚清翻译界塑造国民“军人意识”与留日军校生对军国民教育的宣传不可分割。“军国民教育,是指文武合一的教育。它主张通过教育培养国民的军事技能和尚武精神”(李华兴 1997:206)。甲午战争后留日学生以学习军事和师范为主,远离清廷政治环境,接受西方和日本现代思想影响,有更多空间和资源反思国家弊病和国民劣根性,由此掀起了军国民思潮。1901年杭州日文学堂学生林长民创办的《译林》自第9期起连载译文《军国论》,以欧洲近代战争为例说明近代国家强盛原因之一是全民皆兵;1902年《新民从报》连载留日军校生蔡锷的《军国民篇》,提出推行“军国民主义”是中国救亡的唯一道路,并从教育、学派、文学、风俗、体魄、武器、郑声、国势八个方面分析中国尚武精神为何失落,提倡普及军国民教育,使国民具备军人之精神和本领;1902年《新民丛报》第22号刊登留日士官生蒋百里译述的《军国民之教育》,编者称译文“关系于国民精神重且大,为我同胞所宜日三复也”(梁启超 2008:3003);留日学生1902年创办的《游学译编》视“国民教育和军民教育”为“救中国之第一义谛”,设“军事”专栏,首期即刊登民友社编、周家树翻译的《武备教育》,指出“军务者,国民之义务,国防者,国民之责任”(2008:43),提出军国民必备三项资格,并以全国皆兵主义为第一资格。这些译(作)者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本着兴国与防御的目的译介军国民教育,与穷兵黩武、侵略他国的军国主义有本质区别。

上述译文在思想界得到积极回应。梁启超作《新民说》阐述新国民必须具备尚武、冒险、爱国、毅力、进取等品质,为军国民教育提供了思想支撑,并创办《新小说》,以国民喜闻乐见的小说为军人意识的社会化开辟了新的实践方式,专设“军事小说”栏以译本培养国民尚武精神。1904年12月铁公将德国有关军制的教科书辑译成《兵制说》载于《新民丛报》59号,译作从国力、兵力、士官三方面阐述了关乎国家军事实力的各要素,为军事强国提供了实践指南。严复、魏瀚、陈寿彭、蒋百里、鲁迅、罗丰禄、伍光建等军校生都通过其翻译推动了中国军事的社会化。

翻译界在培养“军国民”的救国构想下,致力于翻译新闻、史传和小说,以期磨炼国民胆力与体力,培养其爱国、冒险、任侠之气,译作借助于大众媒体从精英扩散至普通国民。

3.1 编译新闻,普及军事知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作为新兴文化产业在中国发展起来。报刊成本低、流传快、范围广,成为登载译作的主要媒介,也是甲午海战后普及国民军事常识、进行军国民教育的重要渠道。“读书知古,读报知今”(杨度2008:75),译兵书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报纸编译则推动了中国军事社会化,其军事战略意义得到肯定:“新闻者,全国民精神流通之所在也。故欲谋军事智识之普及,则新闻其首矣”(蒋百里 2015:88),《游学译编》第4册刊登译作《武备教育》曰:“报纸之性质,有左右国民之力,旋转人人脑筋之机括,若军舰也”(2008:324)。甲午战争后译界热衷译介军情战报和外交走向,译作通过报刊进入大众视听空间,“学者欲求近世国家社会之原,舍兵事之演进,则乌从而求之?(严复 1981:65)”翻译成为缓解军事和政治焦虑、实现强国梦想的智识行为。

甲午海战后《译书公会报》等一大批报刊杂志“以广译东西方重要书籍报章为之,辅以同人论说”,其“开民智、广见闻”的宗旨便有普及军事常识、实现全民皆兵的内涵。依据《中国近代期刊编目汇录》进行统计,甲午战争后国人创办报刊杂志249种,其中编译国内外新闻的101种,占总数的40.5%,不遗余力地传播军事救国思想,形成一个宣扬军国民意识的话语圈。其中直接以军事命名的有《武备杂志》《南洋兵事杂志》《武学》《军学季刊》《海军》《广西军国指南》《北洋兵事杂志》《军华》等;开辟军事栏目的有《岭学报》《集成报》《南洋七日报》《新民丛报》《经济丛编》(后改名《北京杂志》)《新世界学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后改名《汉声》)《直说》《浙江潮》《经世文潮》《觉民》《新白话报》等;《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萃报》《求是报》《东亚报》《中外大事报》《鹭江报》等有专栏翻译路透社电文。

甲午战争后报刊编译的军事信息多按国别、语种或题材分类,或洋洋洒洒上万言,或言简意赅几十字,有的附表格图画,有的芜杂多维,大到战役追踪,小到兵卒趣事,标题多以四字格呈现,涉及各军事要素。直接军事信息包括各国军备实力、竞赛及军事技术创新,如军费预算、扩军、新旧兵舰(包括舰型、数量、吨位、长宽、轮深、入水深、排水量、马力速率、装甲厚、载炮、下水时间、乘组人员等)、修筑军港、武器研发与更新、军事机构设置或改组、兵种新建与废除、军队部署、邻国军事动态、军事制度、军校章程、新式侦察和作战手段等。编译各国经贸、科技、社会、教育、外交、交通和通讯新闻则具有间接军事价值:各国税改和商务清单影响军费预算;人口总数、密度、性别与年龄构成、健康状况、文化素质决定参战兵力、兵源补充和战斗力;政治机构设置或改组、法律制订与修改反映各国国内局势与战争倾向;政府与政党、人民的关系体现民众战争态度和政府组织应战的能力;政治是不流血的军事,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国家间外交合作与角力体现国际政治格局与战争结盟;合约谈判与订立暗示各国军事走向;各国觊觎东方的报道揭示潜在战争威胁;兵贵神速,交通、通讯属军事协同技术,铁路、公路、运河、港口、海峡的修建与开通、分布与运输能力及马匹、车辆、船舶等交通工具的研制和数量反映部队机动和物资补给的速率,电报电线等通讯设施的架设体现战情的传递速率。

新闻编译还包括回译外报对中国的报道,从中可了解各国对华政策。如《游学译编》第2册翻译了《朝日新闻》的《对清政策》;《译书公会报》回译了英德法等国关于中国近事的报道及评论,尤其关注德据胶州湾、俄据旅顺、大连湾的情形;《浙江潮》设“东报时论”和“东报随译”栏,译介日本《国民新闻》等报的对华报道,重点关注满洲问题由来、日俄在满洲的军事竞争和交涉及列强对满洲问题的态度。

新闻有实效性,编译焦点常随时事变化而转移。甲午战争后中国陆军从师德转向师日,日方出于战略需要也着力打造假想的中日政治和文化共同体关系,日本联亚抗西的“兴亚论”在中国引发中日“同文同种同教”、“黄白两人种竞争”的幻想。一批日本团体和个人与中国高层殷勤接洽,参与中国新政(任达 2006:31-35,152-161),诸多因素合力促使一些报纸单独开辟栏目编译日本新闻。日俄战争以中国东北为战场,但中国被迫保持中立,《新民丛报》《游学译编》《浙江潮》等长篇累牍高密度编译战情,战前比较日俄军事实力,预测结局及战后国际格局走向,战后总结教训。《新民丛报》1905年初发表《世界将来大势论》,由梁启超撷取前任驻清公使矢野文雄新著的要点编译而成,分析、预言日本胜利后强国间实力重组及军事和外交竞争与合作。该报40-41号刊登了日俄两国宣战诏书译文,《俄日之胜败如何》对比两国军舰品质、战术、士气、体格、训练、交通、马匹等,翻译了德国军官对两军特色的评论。此外,《日本胜则何如》《俄胜则何如》预测战争影响,前者翻译了日本法学博士们对战后条件的论述。44-45号刊登了《日俄战争之将来》《日俄战争之起因》《日俄交涉本末》《十年间日俄交恶大事表》,编译有《日本国情》和《俄罗斯国情》介绍两国国势、面积、人口、政体、宗教、教育、财政、兵役制、军种配置、精锐部队分布、辎重后勤、军管区、军校与军费等,提供了具体数据,涉及海军省、军港、海军团体、舰队的编制与组织结构、陆军各师旅团驻地及军官、舰船总数、种类与吨位、武官兵员及其教育等军事信息。《俄国之极东战备》披露了俄国海陆两军的兵力部署,《海战彙纪》和《陆战彙纪》报道海陆战情,比较军民士气;《俄国之社会党》暗示沙俄政府内外夹击的不利形势。49-67号登载《日俄战纪》,从描述战前形势、双方首领、兵种、组成等到追踪重要战役全过程,夹杂《日本之公报》译文16则。54-57号刊登立人翻译的《日俄战争与中日战争之比较》,剖析中日俄三国的军事强弱,译文中凡涉及中国处皆改成第一人称,读来像中国人写的战争总结,揭示军事实力之外决定战争结局的原因,指出海军对陆军的重要性及海战军备部署要点,有助于加强国民海防意识。

新闻编译揭露了列强口头和平、暗地扩军的真相,破除了流行的弥兵说,颠覆了中国传统军事价值观,威严与实力被视为兴国利器、和平保障,有助于思想界理清野蛮与文明、强权与公理间的辩证关系,为国民舍文事讲武备、转入战备状态做了初步动员。同时,新闻编译普及了军事知识,各强国的武器装备、官兵选募和服役、军队编制、薪饷章程、作战样式、训练制度、军事教育等信息为觇国之士谋求救国之道、朝廷大员制订军事外交方针以及新政的军事变革提供了资讯支持和思想来源。

3.2 翻译军事强人传记,强化外竞意识

蒋百里译述的《军国民之教育》为学校如何向国民灌输军人意识提供了具体方略,包括学习战史传记:“军事上智识军国民之最要件也。……本国之军备,海陆防之要务,战史上之智识,名将勇士之传记,外国之军备战史等,皆当随学校之程度适宜以讲演之”(2015:84)。甲午海战后翻译界既编译新闻,追踪军事动态,又通过翻译战争叙事(包括各国兴亡史、战史和军事强人传记)了解战争与民族兴衰的关系,在时空两个维度同时拓宽国民军事智识。

身处弱肉强食的时代,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深知只有强兵尚武,推行铁血主义,才能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中存活,“强权之世,惟能战者乃能和”(梁启超 1999:713),不改变轻靡柔弱的民族性格、强化国防,将无异于赢羊落入群虎之口,“强权政治,特别是均势观念以及同强国结盟的观念,风靡一时”(费正清 1993:234)。思想界认为,英德日俄等国力推军事教育,培养国民军人体魄与精神,正因国民骁勇健壮,斯巴达称霸希腊,德国雄飞世界,日本成东亚强国。相应地,翻译界在中外历史寻找尚武强国的典范,译介异域军事强人传记、凸显其军功伟业以鼓荡全民爱国尚武之气在甲午之后成为一股热潮。

史传在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属雅文学,因此传记体翻译能为精英接受,梁启超提倡“新史学”,并仿照西方传记体创制阐述式传记体,以该体编译了《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西方强力人物传记,称这些传主“可以为今日之中国国民法者”(1999:827)。这种传记体在叙事中掺杂译者自身政治主张,被翻译界效仿,甚至有些史书译作附加人物传记,如《飞猎滨独立战史》和《义大利独立战史》各附志士列传一卷。

甲午战争后,西方近代尚武之统治者成为译者关注对象。《纽约周报》曾刊登《政治上最大势力之皇帝》,其大意旋即被翻译成《德皇威廉第二》登载于《新民丛报》第29号,译者希望国民从中认识德国定霸之原动力。文章盛赞威廉二世为大军人,常以与将校谈笑饮食为无上欢乐,对文吏则呵斥傲慢,尽展尚武天性。鲁庵翻译了美国西里但将军的《西里但普法战争笔记》,载于《新民丛报》35号,译文“文虽简短,而当日威廉老帝、俾斯麦公、毛奇将军等,君臣鱼水,风云际会,驰驱于枪林弹雨中,以成一世雄图之状况,活现纸上”(梁启超 2008:5109),体现了对强权人物的敬慕。军事强人传记的译者不单再现传主生平或战事,更关注传主如何以勇武建国兴国以及军事对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如赵必振翻译的《亚刺伯史》详述马哈默德如何以勇毅创教、善战立国,威震欧亚;又译有《拿破仑》及《戈登将军》详述人物战争经历,前者“于其刚愎自用、外交失策处均甚简略”,后者叙述人物如何“藉武功以干涉政权”(顾燮光 2007:239,243)。《加里波的传》“虽为一人私传,实意之复国史也”(同上:242)。英国海军中将讷耳逊领导英军打败了拿破仑军队,巩固了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东京译书汇编社翻译出版的《讷耳逊传》让国人通过这位阵亡名将的私传了解英法的军事发展与策略较量:“英国海军之发达,其进步备载此编,且当时欧洲之形势及英、法用兵之方略亦多有所表见”(沈兆祎 2007:485)。张大椿、沈联翻译的《古罗马之首杰凯撒》不单叙述凯撒生平与战纪,“罗马之所以强、高鲁之所以克,颇能述其梗概,且于当日世界之形势亦多有所表见”(同上:484)。类似译作还有《铁血宰相俾斯麦传》《南阿独立英雄古鲁家略传》《苏格兰第一爱国者维廉华拉斯传》《亚历山大》《华盛顿传》《梅特涅》等。

男性精英还翻译了女性强力人物传记以塑造为国献身的女国民,如《俄国虚无党女杰沙勃罗克传》《世界十二女杰》《世界十女杰》《东洋女权萌芽小史》等。这些译作旨在宣扬爱国思想、在异域资源基础上塑造适合本国需求的新女性典范。

史传译著在甲午之战后被赋予高度的历史价值和教育功能,为维新派和革命派推行其政治话语和培养国民“军人意识”提供了鲜活的历史资源和思想支撑。

3.3 翻译小说,提倡尚武冒险

军国民思潮掀起后思想界开始反思战争与文艺的关系。梁启超在《论尚武》指出,中国将春秋战国前的尚武之气丧失殆尽,文艺创作难辞其咎:“学人之议论,词客所讴吟,且皆以好武喜功为讽刺,拓边开衅为大戒,其所谓名篇佳什,类皆描荷戟从军之苦况,咏战争流血之惨态,读之令人垂首丧志,气夺神沮。至其小说、戏剧,则惟描写才子佳人旖旎冶犭枼之柔情”(1999:712)。蔡锷的《军国民篇》和蒋观云的《日俄战争之感》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学厌武非战,模写从军之苦惨,将国人战斗士气销磨殆尽,是亡国弱种之大因,后者称战争与文艺互为表里。为扭转尚文轻武的价值取向、重塑国民精神,梁启超发起文学界革命并创办《新小说》,提出著译军事、冒险等小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版的译作中,军事小说有《少年军》《枕戈记》《空中飞艇》《新舞台》《斥后美谈》《武侠舰队》《英德未来战争记》《橘英男》《铁血痕》《消露》《斥候美谈》《国殇》等,林纾翻译的战争小说就有《利俾瑟战血余腥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黑太子南征录》《金风铁雨录》《十字军英雄记》《玑司刺虎记》等;冒险小说有《斐洲烟水愁城录》《钟乳骷髅》《十五小豪杰》《二勇少年》《水底渡节》《萍雪缘》《侠女郎》等,即使言情小说也饱含尚武之气。林纾曾坦言:“畏庐笔述书,将及十九种,言情者实居其半。行将摭取壮侠之传,足以振吾国民尚武精神者,更译之问世,但恨才力薄耳”(1960:212)。他透露《埃司兰情侠传》译名的深意时称“其命曰《情侠传》者,以其中有男女之事,姑存其真,实则吾意固但取其侠者也”(1960:205),即借翻译冰岛英雄史诗为中国输入阳刚之气。情中藏侠,柔中带刚,言情小说翻译由此被纳入宏大国族叙事。

为以军魂重铸国魂,翻译界将勇悍轻死的军人意识投射在文学想象,斯巴达精神、拜伦和鲁滨逊热、俾斯麦铁血主义、日本武士道、俄罗斯无政府主义和虚无党成为流行主题和形象典范,义侠、军人、探险家成为新的男性气质代表。清末民初时期,英国革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以一股狂飙之风横扫了东方神州,文人学者无不为其革命行为和悲壮的诗篇所折服(廖晶、李静 2018: 96)。1902年底起,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鲁迅、王国维等以翻译掀起“拜伦热”,为向国民灌输军人意识对拜伦形象重新语境化和改写,大力凸显拜伦仗剑从军、助战希腊的“大军人”、“大侠士”形象,有意弱化和忽略其浪漫主义诗人和“情场之拿破仑”的哀怨形象(罗文军 2010:75-84)。

军事小说除鼓荡国民尚武之气,也能普及军事知识,甚至可做兵书阅读。林纾翻译《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后称:“是书果能遍使吾华之人读之,则军行实状,已洞然胸中,进退作止,均有程限,快枪急弹之中,应抵应避,咸蓄成算,或不至于触敌即馁,见危辄奔,则是书用代兵书读之,亦奚不可者?(林纾 1960:206)”显然,他希望国民通过研读其军事小说译本了解西方军事知识和作战经验,这“在对西方军事知之甚少的晚清时代,也不失为了解西方军队行军布阵,做到知彼知己的一种权宜之计”(刘宏照2011:90-91)。林纾翻译日本小说《不如归》时共加入评述14处,第八章细述黄海大战经过评述达8处,译到日方战略安排时直接出现“中国将领观之”、“中国水师将弁听之”、“中国政府听之”、“中国水师学生观之,兹可学也”等呼告语。评述是林纾对中日双方输赢原因的思考,包括日方高层重视、军民同心、将士关注兵事、闻战则喜、临危不惧,而中方应对迟缓、装备老化、用人不当、将弁不睦、指挥失当等。林纾所译《玑司刺虎记》以英特之战为例,说明凡与大国开战,需以厚积粮械、普及教育、使民怒仇、修内治、养兵力为前提。英国陆路统领子爵华耳司雷著有《拿破仑兵败失国记》,称该书与英国提督骆盘铁的《威林吞大事记》“俱为增长学识之书”,两者若珠联璧合“足为兵家至宝,以供武弁学生辈练习也”(译书公会报报馆 2007:57),两书分别由陈佩常和沈晋熙翻译,西方军事文化和智慧从军营流向民间,成为普通国民了解西方战史战术的窗口。

特殊的海洋地理环境塑造了西方人尚武冒险的精神,“西人以商立国,视海若户庭,涉险探奇,列为专学,若教士、若舆地家均以此为要事”(顾燮光 2007:350)。晚清借助异域文化因子改造国民性过程中翻译了一批航海冒险小说,如《八十日环游记》《十五小豪杰》《航海少年》《海上健儿》《航海述奇》《小仙源》《汗漫游》《绝岛漂流记》《金银岛》《环瀛遇险》《失舟得舟》《复国轶闻》《险中险》等。它们情节离奇,尽展西方人之勇敢坚毅,译文雅畅,足以激励青年、增益民智。《新小说》宣称冒险小说译作“以激厉国民远游冒险精神为主”,《大陆报》首期开始连载的凡尔纳航海探险小说风靡一时。这些译作在宣扬尚武冒险精神同时也传播了西方航海知识和科学观念(魏潇 2014:182-197)。

4. 结语

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尚柔反力,加之以文制武的政治运作机制影响,军人地位卑下。甲午海战后,在救亡图存的思考中军国民思潮兴起,塑造现代军人精神成为国民性改造的首要环节,翻译成为重构军事文化范式的有力途径,培养国民爱国尚武的“军人意识”是翻译界军事救国思路的重要践行方式。通过翻译推动的军事社会化促使军人由社会权力边缘迈入权力核心,传统的“四民”社会组织序列转变,“军人意识”将士农工商兵凝聚为一个强有力的“五位一体”社会结构。时至今日,拂去历史的尘埃,清理和阅读芜杂的翻译史料,我们仍能感受当年译者们启蒙救亡的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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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苏艳,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史、宗教典籍翻译与文学翻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翻译界的国民性思潮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项目编号: 15byy022) 的部分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原文发表于《外语教学》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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